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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农民工问题谁来破解农民工四大难

发布时间:2019-10-17 16:44:28 阅读: 来源:零件盒厂家

“我在这个城市最先醒来。”每天3点半,陈宝军准时起床,和面、打馅,准备这天出售的早点。靠着经营这家早点铺,陈宝军已经在北京生活了3年。

在我国,像陈宝军这样的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,城市、工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。但他们的身份却很特殊:从户籍上看是农民,从工作性质看是工人。工资按时足额领取难、劳动合同签订难、子女教育难、加入工会难成为农民工面临的四大突出难题。

出席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认为,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,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拖欠工资,农民工心中的痛

今年45岁的乔福帮是青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农民,在西宁一家建筑公司辛苦了一年,没拿到一分工钱。乔福帮说起这段经历,痛心而又无奈:“钱要不上哩,苦白受哩,钱全部撂掉了,打电话老板也不接。”

在这个乡,每年约有3000多人外出打工,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挣到的钱被用工单位、私人企业主恶意克扣了,每年拖欠的工资有上百万元。

每每听到这类事,黑龙江代表董鑫心里都很难受:在打工者里,幸运和成功的毕竟是少数,他们中大多数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、累活,而拿到的却是微薄的薪水。“就是这些微薄的工钱,还要被黑心的老板克扣。”董鑫代表说。

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为什么如此普遍?河南代表陈民分析,国家目前有关工资发放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,存在一些漏洞,这使随意克扣、拖欠工资已成为用人单位侵害民工权益的主要手段。

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,厂方和民工产生工资纠纷,首先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申请劳动仲裁,最后才提起民事诉讼,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,少则半年,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抽出时间、精力和财力打下这场官司。

福建代表莫雪平说,企业要发展,必须善待员工,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,这是每个成功企业的经验所在。她说,单靠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,对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,有关部门应采取强硬手段,工会应当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检查,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。

劳动合同,何时不再“陷阱重重”

河北高阳县农民田保丰去年进城打工,干了3个月后,老板将他辞退,没有给一分钱。但田保丰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,“老板签个合同把我给害了,规定3个月试用期,不合格就走人,一分钱没有”。

比起河南商城县的刘心祥,田老汉还算是“幸运”的。刘心祥在打工时腿被石头砸伤,落下终生残疾,就因为当初合同上一句“因本人不慎导致受伤、死亡后果自负”,老刘只能拖着一条伤腿回到老家。

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,劳动合同本是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的武器,现在却成了用工单位逃避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工具。所谓合同,很多就成了对农民工单方面的约束甚至是陷阱。

陈民代表说,现在大多数地方劳动力是买方市场,农民工找工作较难,农民工与用人单位,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签合同。即使签了合同,用人单位也常常设下重重陷阱,出现不少“霸王合同”和“生死合同”,让农民工有苦说不出,有冤难申诉。

广东代表张宝琴建议,政府有关部门应当“三管齐下”:建立健全政府、职工、投资者三方协商机制,将必须与职工签订集体合同确定为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必要条件,用集体合同规范劳动合同;加强执法检查,使监督检查经常化、制度化;加强宣传教育,不断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,改变以往的宣传教育流于简单、生硬的状况,做到通俗化、人性化,便于外来务工人员接受。

子女入学,如何面对孩子迷茫的眼神

有关部门统计,我国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中,学龄少年儿童有200多万人,这些人无疑也是义务教育的对象。然而,他们无法像同龄的城市孩子一样平等地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。

面对这些孩子迷茫的眼神,浙江代表江跃进不禁感叹,农民工为城市建设默默作着贡献,而他们的子女却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,要么辍学,要么进“非法”的民工子弟学校,只有少数进了公立学校,还要交高额的费用。农民工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,权益才容易受侵犯,难道他们的下一代还是这样的命运吗?

张宝琴代表说,目前,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,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,这等于是农民自己掏钱办教育,但这些费用并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,这实际上使得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处在真空地带。

福建代表洪天炳说,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,也需要企业的参与。能把子女带到城市的农民工,多是一些熟练工、技术工。现在一些有远见的大企业已经意识到,要留住这些人,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。他们帮助联系一些学校接收本厂农民工子女入学,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
加入工会,给农民工一个坚实的靠山

北京东郊的一处工棚内,43岁的河北农民工薛占良在一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,这使他正式成为工会会员。在我国,像薛占良在打工所在地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已有3400多万人。

湖南代表周鸿翔说,农民工对工会的依赖程度高,对工会信任,有困难都先找工会。工会对农民工来讲,就是他们在当地的“家”,应该成为他们坚实的靠山,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

农民工组建工会工作的确有一定难度。浙江代表陈有德说:“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,需要依托务工人员打工的企业。但建立工会难度很大,企业主担心受约,不愿组建工会。一些农民工一时还认识不到工会的作用,也不积极。”

尽管如此,近1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,工会不能熟视无睹。黑龙江代表刘存周认为,由于条件所限,让每家企业都成立工会有难度,但可以采取建立工会联合会的办法:即以社区为单位,成立一个工会联合会,凡是这个社区内的职工都可入会。哪个企业的员工出了问题,工会联合会都可以去跟企业主交涉。

由工会出面维护农民工权益,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。福建代表莫雪平说,有了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,维权工作的开展就容易了很多。泉州曾经有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得了职业病苯中毒,企业拒绝支付医疗费,耽误了治疗,导致职工病故。工会坚决支持职工家属维权,在市委主要领导“不赔偿就关门”的批示的支持下,企业支付了医疗费,并给予了赔偿。

中国农业网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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